行业洞察丨全球新材料产业政策变迁及创新模式梳理

基于工业优势等国情，各国在“新材料”定义、分类等描述上存在很大差异，尤其是优先方向的出发点几乎不同。新材料的研发协调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，解决关键原材料（关键技术/行业的基础）供应问题并保障其安全获取是材料研发的战略作用之一。各个国家的创新体系背景（包括核心机构等）推动新材料战略/路线图的构建发展，支撑/使能技术（尤其是基础技术、材料、制造、信息通信技术）和创新基础设施是新材料的发展基础。材料创新对一系列技术应用来说都很重要，对后续产品影响巨大，新材料支撑着其他关键新兴技术、使能技术和重大技术，其发展有利于解决关键工业部门的创新需求与竞争挑战，在应对重大社会经济挑战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，在实现先进高价值制造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等。因此，国家需要非常重视材料产业的顶层设计。

1、美国的模式与政策

非常注重材料基因组计划战略规划；建立了比较健全的风险投资机制；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；规划了强力的国际化产业重组机制。

其相关机构是：国防部（DoD）、能源部（DoE）、卫生研究院（NIH）、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（NIST）、国家科学基金会（NSF）、国家科学院等。主要特点是重点方向：按应用领域分类，通过性能拉动，不限定具体材料；任务部门（如NASA）：目标（预算）、指标（拨款）明确具体；前端布局：防止关键材料掣肘，支持替换材料/技术等。

美国新材料相关政策汇总

总体来看，从金融危机之后，美国政府在战略部署上以推动先进制造业为主要目标，落实到具体层面，就是在功能性产业政策的框架下，采取多样化的手段措施支持先进制造领域的创新研发活动，这类措施能够巧妙地规避掉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约束，以一种“隐形”的方式支持产业创新。但近年来这种方式由暗转明，逐步开始在半导体、稀土等重点领域大力推行产业政策，美国期望联合盟友来制定国际规则和加强产业链回归，其产业政策密集程度和强度都将逐步加强。

2、日本的模式与政策

日本科技政策管理机构包括：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（AIST）、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（JST）、日本国立材料研究所（NIMS）等。其新材料创新模式主要特点：一是企业联盟（经联结构），捆绑式买卖关系；二是突出自身优势如纳米技术，强调“四大领域”的依赖性；三是强调国际合作，如美国、欧盟等。

日本新材料相关政策汇总

非常注重有自己特色的产业集群建设；建立并完善以核心技术和核心制造为基础的工业标准化体系；大力培育以核心技术和核心制造为基础科技型中小企业，并促进他们竞合和高质量的发展；建设赋能和完善的科技公共服务体系。

德国科技政策管理机构包括：弗劳恩霍夫协会、工业研究联合会（AiF）、马克斯·普朗克科学促进协会（MPG）等。其新材料创新模式主要特点：一是重点方向以工业需求为导向，强调材料附加值（如经济效益）；二是院所（非政府组织）积极参与协调合作等宏观调控；三是固本培元，重视传统材料的国民经济价值。

德国新材料相关政策汇总

依据本国资源匮乏、人口因素、企业现状、产业状况，非常重视国家级战略支持和投入；并促进大企业集团改革重组，发挥集中效用；鼓励“官民一体”的全员并协作的创新模式；注重以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为基础进行企业人才培养。

韩国新材料相关政策汇总

我国产业链齐全、市场庞大，早期依赖低成本劳力和人口与市场红利快速发展，对于创新重视不足。近年来，一是对欧美国家追赶有了一定基础，到了瓶颈期；另一方面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，有了产业转移东南亚的趋势；最后，随着疫情和地缘政治的影响，各国对供应链安全重视升级，中国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现象日趋严重。上述原因使得国家非常重视国家级战略支持和投入，并开始促进大型国企改革重组，发挥集中效用。在创新模式上，也继续自上而下地刺激创新，并表露出强烈的政策意志。

我国在新材料产业发展目标上提出三大重点方向：先进基础材料、关键战略材料、前沿新材料。

同时，进入“十三五”后，为促进新材料产业发展更上一层楼，我国新材料产业相关政策频频加码。从发布《“十三五”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》明确加快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，到成立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领导小组;从发布《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》到为中国制造2025增添百亿专项基金，不断在政策上为新材料产业提供支持。

在“十四五”开局之年，我国发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，提出未来我国新材料产业将重点发展高端新材料，例如高端稀土功能材料、高温合金、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。

中国支持新材料产业发展

重点规划及政策汇总

从上述各国/区域的政策来看，整体启示如下：